在乡土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承载着多重功能的基本社群。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封闭村落社会所形成的权威和秩序的基础上。 农村留守家庭中，部分家庭成员被从传统的家庭、村落环境和生产方式中抽离出来，带入一个更为开放和现代的城市社会;先前大家庭的共同生活形式变成长期的两地分离，面对面的交往互动变成了只能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来保持沟通和联系;家庭内部的分工出现了调整，原先由外出家庭成员承担的农业生产、抚育孩子、社会交往等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留守的妇女和老人身上，外出者则只能通过汇款、打电话和短暂的探望、部分家庭仪式的出席等来履行部分家庭义务，家庭关系被延伸至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来建构……

　　孝道文化衰落

　　我国延续千年的儒家孝文化是规范和调节家庭中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重要伦理范畴。这种文化模式建构了家庭养老的合法性秩序。但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养老的文化基础正在衰落，传统的伦理控制机制日渐式微。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数次运动和市场经济对我国的孝文化造成冲击，家庭的核心价值越来越被经济理性取代，当前的农村“孝道”养老已经受到侵蚀。

　　外出务工者在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价值观念很容易受到市场运作逻辑的渗透，年轻一代对父母的支持行为更趋于一种契约关系和理性化。从实地调查的情况看，虽然绝大多数外出子女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对家庭契约的履行，但这种履行建立在情感上的利他主义成分明显减少。孝道规范的履行依赖于一定的情境，只有通过在社区和家庭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才能调动各种制约机制，但外出务工使年轻一代可以脱离传统控制情境，为偏离和无视这些规范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代普遍“重幼轻老”，对老年父母的供养意愿和供养动力普遍不足，很多子女外出后既不给父母打电话，也不回家探望，不孝、不养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老人长期处于被子女遗忘和遗弃的孤独生活状态中。

　　很多老人因为接替子女承担农业生产、抚养孙辈和人情往来的责任，反而加重了经济负担。为了维持生计，80.9%的留守老人仍然在依靠自己的劳动进行自养，生活水平普遍非常低，大多数留守老人的生活只能维持温饱。让人感到更为沉重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则由于子女的漠不关心、“富而不养”和赡养脱离，生活陷入了困苦和无助。另外，子女外出后，农村留守老人存在普遍的照料缺失，高龄、患病和失能老人的照料问题更为凸显。

　　家庭权威秩序重构

　　家庭孝道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家庭中的权威秩序也在进行着重构。我国传统家庭是依照父子轴建构成的“父权制”家庭，讲究的是“父慈子孝”、“父为子纲”。老年人凭藉其年龄和辈分、对家庭财产分配的控制、传统经验的掌握等，在家庭中享有很高的权威，并居于支配地位。女性在家庭中则属于从属和被边缘化的角色。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出现了职业和地理上的社会流动。时空分离也使得老年人对子女的约束变得“鞭长莫及”，父代的控制和影响能力此时微乎其微，子女的独立性和自主决策权由于外出得到了增加。

　　在社会飞速变迁的时代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老年一代的经验范围，老年人掌握的传统资源对从事非农业的外出子女来说已经贬值。外出子女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过程中，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同化，同时不同程度地接触或掌握了一些先进知识和技术，比如学会使用电脑、互联网等。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一代不仅无力对子女进行教化，还不得不接受子女的“文化反哺”。

　　此外，外出子女务工收入对家庭经济贡献的份额和控制能力明显增加，也带动了家庭权力关系的调整，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地位得到了提升。外出务工使得女性可以脱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的束缚，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性，从而使夫妻关系更加趋向平等，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婆婆主导的婆媳关系局面。婆媳关系趋于相互平等、互相尊重，还有的甚至婆婆“讨好”媳妇。在家的儿媳也因为丈夫的缺席而掌握了更多的家庭资源，在家庭决策过程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留守家庭文化变迁的核心在于老年人在家庭中权威和地位的衰落，老年一代由此出现的失落也是必然的。而在家庭养老模式仍然主要依靠家庭伦理来维系的背景下，家庭伦理道德的流失和削弱导致农村老年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赡养危机。如何尽快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如何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和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保障农村老年人养老质量必须解答的问题。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老年人地位的下降和年轻人地位的上升也正代表着以传统威权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正在向平等、民主型的家庭关系转化，年龄、辈分和性别等先赋条件对家庭文化的影响正逐渐被个人能力和魅力等因素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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